2009年圣诞节前夕，英国 《卫报》 （The Guardian）密集刊登了The road from Copenhagen,Ed Miliband: China tried to hijack Copenhagen climate deal, How do I know China wrecked the Copenhagen deal? I was in the room三篇文章，“甩锅中国”，指责中国代表团“劫持”和“破坏”了当年的哥本哈根第1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一些欧洲政界人士和媒体不顾中国的愤怒，随后开始进入圣诞和新年假期。这足见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精到。

    中国无辜“背锅”之后，中西方开始了哥本哈根峰会后“劫持”与“反劫持”，“破坏”与“反破坏”的舆论战。十年后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西方部分政治人物和媒体再次就病毒来源和追责索赔等话题刺激和污名化中国，中国和西方再燃“舆论战”。

    十年间，中西方在全球变局中经历的这两场舆论战，可谓“具有教科书意义”。

    当年《卫报》发表的三篇文章何以引爆全球舆论？对类似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这种全世界瞩目的国际谈判场合，中国应如何制定完备的传播战略，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打造自身话语权，维护我国国际声誉？在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大背景下，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如何持续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如何提升政府和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与国际社会舆论领袖实现高效对话与沟通？

        2010年3月，带着这些“哥本哈根之问”，我和同样参加了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同样带着类似疑问的乐施会气候官员王彬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向郑保卫教授求教。

    当时作为温家宝总理的随团采访记者，我亲历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报道，并目睹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国际谈判中所做的努力和妥协。我当年在中国新闻学院求学时，郑保卫老师给我们讲授新闻理论课。此时，他已受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并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那是一次愉快的谈话，是开启后来中国气候传播研究之路的起点。

    回望过去的十年，郑保卫教授带领的气候传播研究团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持之以恒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倡导活动；郑保卫教授连续十年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后的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在大会期间主办气候传播边会，发布研究成果，表达中国民间声音，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他创建的我国第一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首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十年来取得了骄人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成果，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气候传播国际国内朋友圈不断扩大。特别是去年12月，他带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团队成员王彬彬、张志强等，在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大会新闻发布厅发布了中国气候传播十年研究成果，受到了媒体关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过去的十年也是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十年。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累进的过程。在“增量”建设上，过去十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政府、媒体、学界、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都能在与国际社会沟通对话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其间，气候变化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议程和抓手之一。郑保卫教授领衔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所从事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是中国国际传播生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郑保卫教授的员工，我庆幸自己能够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连续十年参与到各种倡导性和建构性学术活动之中，为国家话语权和软实力建设做了些微薄贡献。回望十年，我受益无穷，深感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作者为中国气候变化传播研究项目中心兼职研究员）

作者采访戈尔